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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潔、張波:國際體系變革與中國戰略選擇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2015-08-30 【打印】【關閉

  4月25日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在京召開了“第三屆中國國際戰略研討會”,會議恰逢國際戰略研究所成立十五周年,來自中央黨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關系學院、中國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資深專家們共計七十余人出席了此次會議。與會代表圍繞國際體系變革與中國戰略選擇這個中心問題,分別在“大國關系”“聯合國安理會改革”“亞太秩序”“全球治理體系”四個議題下主題演講,並進行深入交流和探討。 

  

  大國格局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大國格局是把握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基本抓手,中国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有可能带来国际秩序的调整。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判断未来5—10年国际格局可能呈现四个等级的梯形格局。第一个等级是顶端的美国,第二个阶梯是中国和欧盟,第三个梯队为俄罗斯、印度、日本,第四梯队为巴西、韩国、土耳其、南非、尼日利亚等新兴国家以及以色列、沙特等有特殊地位和影响力的国家。国防大学唐永胜研究员分析认为,理解国际秩序的变化需要考虑旧的逻辑与新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地缘政治、强权政治是旧的逻辑,新的现实是网络发展、全球性问题,二者的矛盾直接体现在国家间地区间的非零和博弈的上升。 

  

  大国关系是国际政治的核心,中国与美国、俄罗斯、欧洲以及日本等国家的关系依然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研究员提出,大國格局现在单从力量对比很难说清强弱,但是从国际秩序、规则以及秩序而言可以分晓实力差异;目前中美关系间核心问题转变为国际秩序问题,即中国实力上升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高洪研究員提出,從曆史上看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和立場取決于兩點,即制度文明和實力:當日本認爲制度文明和實力雙雙不如中國,就采取學習策略,比如唐朝;當日本認爲中國制度文明不如本國,但實力強于本國,就采取防禦戰略,比如元朝;當日本認爲自身制度文明強于中國,但實力不如中國,就侵擾中國,比如明朝;當日本自認制度和實力均超過中國,就進行侵略,比如晚清和民國。現在安倍政府采取防禦策略,中日關系依然存在很多變數。 

  

  聯合國安理會改革 

   与会代表均表示,由于联合国的效率问题、代表性问题和决策程序的不透明,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势在必行。联合国目前的角色和安理会的改革方案是会议讨论的重点。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刘建飞研究员提出,二战后冷战秩序和联合国秩序两种秩序主导国际格局发展,1945—1971年冷战秩序主导,1971—1989年两种秩序共同主导,1989年冷战结束,联合国秩序主导。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周琪教授概括了中美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观点差异: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中国坚持代表性原则和地域平衡;美国主张效率原则,希望增加“民主阵营国家”,关注候选国在反恐、反扩散和人权方面表现。关于否决权问题,中国认为要限制否决权的使用;美国不赞成否决权扩大,但是不同意限制否决权。 

  

  

  亞太秩序

  伴随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和美国“重返”亚太,亞太秩序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焦点,中美关系无疑是稳定亞太秩序的中坚力量。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前所长宫力研究员表示,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趋向是不挑战现有秩序,而是要有创造性的思维和举措来推进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比如亚投行。中美关系中有所作为的空间没有在周边的空间大,我们要把强大的经济实力转化为规则制定、引导议题的能力和影响力,比如“一带一路”。 

  

  与会学者认为,今天亚太形势的复杂性在于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结构与中国主导的地缘经济结构之间的矛盾。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楚树龙教授认为,今天描述和界定亞太秩序还是基辛格界定的威斯特法利亚框架下的主权国家体系,尽管经济一体化繁荣,政治安全依然以主权国家为主,安全体系方面主要还是双边体系,特别是美国盟国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战略与亚太研究院院长李向阳研究员提出,未来影响亚太经济发展的三个机制分别是美国主导的TPP、东盟主导的RCEP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張琏瑰研究員認爲,中國的崛起、日本從戰敗國家走向正常國家、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相對衰弱這三個基本趨勢決定了亞太複雜局勢。大國之間發生正面沖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夾雜在其中的小國希望在大國調整中抓住機會追求自己的利益,反而有可能和大國發生沖突。 

  

  全球治理體系

  在全球治理理論的構建問題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張宇燕研究員提出幾個基本的構成要素。第一,基本的假定,即每個國家都是“理性人”,且國家間有共同利益;第二,治理等基本概念;第三,全球治理問題最主要的變量,並且說明不同變量之間的關系;第四,全球治理最核心的問題是沒有世界政府下,全球公共産品的提供;第五,全球治理理論邊界和範疇;第六,理論的檢驗評價體系。 

  

  在全球治理的合作問題上,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孫建杭表示,不同領域的全球治理問題具有不同的特征,經濟問題具有可協調性,但是政治和安全問題可協調性相對比較差,比如打擊恐怖主義的公共産品很難提供。國際關系學院院長陶堅教授提出,應當從南南合作的角度來考慮全球治理,事實上“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等都是這方面的實踐與嘗試。 

  關于中國與現有國際治理體制的關系,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馬小軍研究員提出,國際治理體系始終是倒逼中國改革發展的重要要素,TPP、TTIP有可能倒逼我們提高自己的門檻和國家競爭能力。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王正毅教授認爲,今天世界關注的焦點是,中國的崛起是對1500年以來的世界體系的繼續還是終結。該體系的發展源自四大動力:國家生存空間的維護和擴展、貿易和金融、科學與技術以及制度。中國今天面臨的所有問題都圍繞這四大動力展開,如果對現有體系有所修正和調整也需要從這四大動力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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