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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建波: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的身份定位與大國責任
文章来源:《西亚非洲》  发布时间:2014-12-29 【打印】【關閉

  摘要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大國。基于此,中國履行國際責任,應堅持量力而行、權責平衡和互利共贏的基本原則。它不僅僅只是維護既有國際秩序的穩定,也體現爲致力于推動國際秩序更爲公正合理的變革與完善。中國國際責任不是維護某些西方國家的私利,而主要在于維護並增進發展中國家及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作爲“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中國應當繼續把發展中國家作爲自身履行大國責任的重點區域,進而推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進程。中國通過不斷增進的國際責任擔當,不僅顯著擴大了自身國際合作空間、提升了自身國際影響力與話語權,也推動了發展中國家的和平與發展進程、國際秩序的合理變遷以及全人類共同福祉的增進。中國正在以自己的行動告訴世界,中國發展不僅造福自身,也必將惠及世界。

  關鍵詞:國際身份 大國責任 國際秩序 發展中大國

   作者簡介:www.AG1001國際戰略研究所中國外交研究室主任,副教授。(郵編:100091

     

     

     

      国家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利益诉求,进而深刻影响着它的外交选择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伴随中國实力、地位的显著变化及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不断调整,有关中國國際身份及国际责任一直是过去十余年来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来,中國明确提出在国际社会做“负责任大国”的理念,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不过,西方国家对中國的国际责任仍存在质疑,对谁负责、如何负责以及负多大责任,仍是它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中國对國際秩序的积极参与和主动塑造推动了國際秩序的变革与完善,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发展中國家的和平与发展进程及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增进。展望未来,中國的大國責任必然会随着国力的增长而不断增加,但中國在相当长时期里仍将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这一基本国情要求中國在履行国际责任时必须坚持量力而行、权责平衡和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也要求中國继续把发展中國家视为自身履行大國責任的重点区域,进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进程。

   從中西方對中國國際責任認識的差異說起

      探討國家的國際責任,首先需要論及國家的身份認同。何爲身份?身份(Identity)源于拉丁語“Idem”,意思是同樣的、相同的(即the same),翻譯成漢語,即可爲“身份”或“認同”。一般認爲,“獨特的身份在社會中具有三個基本功能:即它將告訴自己我們是誰、告訴他人我們是誰和告訴自己他人是誰。”[1] 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層面,國家的身份認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它的利益訴求,進而深刻影響著它的外交選擇及其與外部世界的關系。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國家身份經曆過三個階段的演變:20世紀5070年代,中國自認爲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獨立國家”,當時的外交任務主要在于維護國家主權、爭取國際承認,同時支持其他亞非民族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及正義鬥爭。[2]在中國同時面臨來自美蘇雙重壓力的特殊年代,中國注重聯合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並建立了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以實現“戰略突圍”。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強調自己是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積極推動對外開放並主動融入既有國際體系,中國在奉行獨立自主全方位和平外交的基礎上妥善處理了與西方大國的關系,同時增進了與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来,中國日益以一个“负责任的發展中大國”的身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努力践行互利共赢的合作观,以及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新安全观,致力于推动“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國際秩序更为公正合理发展,进一步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论断。[3]

      对中國的外交承诺及政策实践,西方学者历来多有怀疑。他们常根据中國对國際秩序的认同及参与程度来认识中國的國際身份与国际责任,并由此判断中國的外交取向与战略选择。他们习惯于讨论中國是一个所谓的“改变现状”(Revisionist Power)或“維持現狀”(Status Quo)國家,據此谏言對中國的遏制、接觸抑或“兩面下注”。[4]何为大國責任?江忆恩在论述中國对国际体制的行为时,强调“对国际体制的积极参与、承认相互依存是国际关系中的客观现实、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弱化国家主权以解决某些全球性问题”是负责任大国的“可表示”的品质(“Acceptable Traits)。[5]无疑,中國对國際秩序的认识及相互关系是西方学者认识中國國際身份与国际责任的重要标尺。

      中國要参与的國際秩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但它从根本上讲仍然是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的观念和利益。2005 9 21日,美國前副國務卿羅伯特·佐立克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上發表《中國往何處去?——從正式成員到承擔責任》的演講,他把中國積極參與國際體系視爲當然的“政治正確”,以“教師爺”的口吻敦促中國做國際體系“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 他不僅希望中國在亞太安全事務上發揮積極作用,也呼籲中國實現“和平的政治轉型”、“公民社會參與”和“宗教自由”。[6]歐盟委員會于2006 10 24 日發表題爲《歐盟與中國:更緊密的夥伴、擴大的責任》的對華政策文件[7],以及同年12月歐盟理事會發表《歐中戰略夥伴關系的結論》,都明確表示支持中國成爲國際社會的負責任成員,呼籲中國在對外貿易、知識産權保護、政治改革、人權保護、援助政策、氣候變化、地區安全等領域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8]

  西方国家从它们的國際秩序及其全球利益出发,认为中國仍未承擔應有的國際責任。西方人士多認爲,中國奉行的是擴張式的經濟重商主義,而又根據“不幹涉內政”原則不願意承擔應有的安全投入和國際貢獻。一些人甚至把中國不斷增加的對外援助視爲獲取發展中國家資源和市場的手段[9],懷疑中國奉行的睦鄰外交也只是尋求大國地位的途徑。[10]雖然國際社會也有人能客觀看到近年來中國不斷增加的國際責任,但他們也認爲,中國在利用自身實力服務于全球利益方面還過于保守。[11]毫无疑问,中國应该根据国力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提升其大國責任,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但在对谁负责、如何负责以及负多大责任的问题上,仍需要根据自身能力、国家利益及国际社会大多数人的需要来确定。

      由此,本文試圖闡述這樣三個觀點:(1)中國的国际责任不仅仅只是维护现有國際秩序稳定,也体现为致力于推动國際秩序更为公正合理的变革与完善;(2)中國國際責任不是維護某些西方國家的私利,而主要在于維護並增進發展中國家及全人類的共同利益;(3)中國的國際責任不能脫離中國的具體國情及發展階段,應堅持量力而行、權責平衡和互利共贏的基本原則。

   推动國際秩序变革与完善是中國大國責任的重要体现

  与中國國際身份变迁大体相一致,中國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从最初作为西方主导國際秩序的“旁观者”和“反对者”,到改革開放后作为國際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再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积极“维护者”和“塑造者”,见证了中國对國際秩序及自身国际责任的不同理解。笔者大致以改革開放前后为界,来探讨中國在历史及当下对國際秩序变革与完善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一)改革開放前中國在国际体系之外推动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及正义斗争是中國对國際秩序的特殊贡献。

  不可否認,曆史上中國曾長期被孤立于國際體系之外,但我們不應據此認爲,那一時期中國無助于甚至有害于國際體系。恰恰相反,中國在國際體系之外對亞非國家反帝反殖運動的廣泛支持,有力捍衛了聯合國確立的民族自決和主權平等原則,從根本上推動了二戰後主權國家體系的真正建立。而且,這一時期中國所彰顯的國際主義精神以及它與亞非國家建立的曆史友誼,是今天中國外交的重要曆史遺産。

  回顧曆史,新中國的外交任務主要在于維護國家主權、爭取國際承認,同時作爲一個曾經遭受殖民侵略的民族獨立國家,中國也對其他亞非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抱有天然的同情並注重加強同它們的團結合作。1954年中國提出並與印度和緬甸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4月周恩來總理率團參加了在印尼萬隆舉行的第一次亞非會議,與其他亞非國家一道推動會議達成了以反帝反殖爲核心內容的“萬隆精神”。中蘇關系破裂以後,中國更是注重團結廣大亞非民族獨立國家以建立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其中重要內容便是支持亞非世界的民族獨立運動及正義鬥爭。196312月至19643月,中國總理周恩來和副總理陳毅于對亞非13個國家進行了曆史性的友好訪問,期間提出了中國同非洲國家和阿拉伯國家發展關系的“五項原則”和對亞非國家提供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在20世紀6070年代,中國在自身經濟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對部分非洲國家提供了大量的經濟和物質援助,甚至一度超過中國自身所能承受的能力。[12]中國舉全國之力幫助坦桑尼亞和贊比亞修建了長達1860公裏的坦贊鐵路,是那一時期中國支持非洲民族獨立運動最突出的曆史見證,體現了中國對非洲國家追求獨立和發展的深切同情和支持。贊比亞“國父”卡翁達曾高度評價中國的曆史貢獻:“中國是南部非洲同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種族主義進行鬥爭的愛國力量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中國對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津巴布韋人民的支持對這些國家的解放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3]

  在中國看來,通過支持第三世界的獨立與發展,不僅能極大改善自身面臨的外交孤立,而且也可以動員盡可能多的國際力量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體現了愛國主義(自身利益)與國際主義(國際義務)的高度統一。[14]正是在中國與亞非國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大批亞非民族國家相繼獲得政治獨立並有效捍衛了國家主權,並通過南南合作顯著提升了第三世界在國際社會中的整體力量,讓西方國家不得不重新思考和調整它們與亞非世界的關系。中國也因此獲得了多數亞非國家的外交承認,借助它們的力量極大提升了自己的國際地位並最終于1971年成功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是南南合作之于中國和第三世界的重要曆史貢獻。[15]

  如果以中國處于主流國際體系之外而認爲中國沒有承擔應有的國際責任,這種看法並不能反映曆史事實。事實上,中國在國際體系之外對亞非民族解放運動及正義鬥爭的支持,有力打破了歐洲列強維系數百年的殖民體系,至少從政治層面較爲徹底地改變了國際體系長期存在的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結構和國家間交往原則,成爲近代以來國際體系的一次重大變革正如英國著名曆史學家傑弗裏·巴勒克拉夫所言,“在整個人類曆史上,以前還不存在如此迅猛進行的這樣一次革命性反複。亞洲和非洲人民的地位以及他們與歐洲關系的改變,是一個新時代來臨的最有力表現。”[16]

  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如何历史地看待國際秩序与国际正义的关系。首先,应该承认,秩序应该受到尊重和维护,这是世界和平与发展及人类福祉增进的重要前提。但如果以损失国际正义或世界正义为代价而维护既有秩序,甚至为了少数国家的垄断地位和权力而维护对它们有利的國際秩序,对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和人民而言则是不正义的,甚至是不道德的。以《正義論》聞名于世的約翰·羅爾斯認爲,所有的社會基本價值(或者說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以及自尊的基礎,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種或所有價值的一種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個人的利益。“這些原則拒絕爲那些通過較大的利益總額來補償一些人的困苦的制度辯護。減少一些人的所有以便其他人可以發展,這可能是方便的,但不是正義的。”[17]概言之,正義最爲基本的價值是實現社會所有人之間的一種公平與公正。由于國際社會從根本上講也是由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組成的人的社會,因此正義原則不僅適合國內社會,也應當適用于國際社會。英國著名政治哲學家戴維·米勒就認爲:“沒有什麽理由認爲分配正義的原則只能在民族社會內部得到應用,而不能應用于作爲整體的人類。”[18]即便是主张追求國際秩序的英国著名学者赫德利·布爾,在論述“秩序在世界政治中不僅是值得追求的目標,而且也是有理由優先于其他目標(比如正義)”的同時,也承認“但我們不能因此認爲,秩序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優先于正義的。事實上,秩序和正義的思想都是價值觀念體系的組成部分,是所有世界政治行爲體手中的辯解工具。革命秩序的倡導者期望新秩序將鞏固革命成果。秩序的維護者之所以采取捍衛秩序的立場,部分原因在于他們認爲現存的秩序從道義上說是令人滿意的,或者說它沒有必要被加以破壞”。[19]

  从世界历史本身来看,國際秩序也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平等与主权原则的确立,到《联合国宪章》将民族自决和主权平等推广到全世界;从近代以来欧洲列强间的相互征伐及遍布世界的殖民争夺,到二战后和平原则的普遍追求;从早期各国对重商主义原则的推崇,到后来自由贸易原则的盛行及国际相互依赖的显著深化,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制度及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國際秩序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大国的国际责任正在于推动了國際秩序的创新与变革。比如,从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战的血雨腥风还未消散之时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原则”,到二战正酣之时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军舰上发表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再到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一系列国际机制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及全球金融稳定,美国的推动是國際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且这种推动也并非都是和平地进行的。从这个角度讲,中國在历史上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并终结了殖民体系,也应该得到公允的肯定。虽然这一时期中國也曾过高估计过世界战争的风险并一度采取了激进的外交路线,但中國对于國際秩序的贡献不应予以否定。

      (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对國際秩序的积极参与和塑造显著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变革与完善。

  中國于1978年啓動了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開始強調自身作爲“最大發展中國家”的身份認同。這一身份變化的曆史背景主要有三:(1)亞非民族解放運動于20世紀70年代已基本完成,各新興民族國家開始注重發展經濟而非繼續“世界革命”;(2)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得到極大改善。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後中美關系的解凍,以及隨後一大批國家與中國建交,中國的外交舞台開始擴展到整個世界;(3)更爲重要的是,伴隨國內政治的變化及外部環境的極大改善,中國對時代主題有了重新判斷並調整了國家戰略重心,外交訴求也由過去主要著眼于國際政治鬥爭逐步轉向于服務于經濟建設和國家發展,由此開啓了中國外交大變局的時代。

  伴随國際身份及外交使命的变化,中國逐步改变了过去对西方主导的國際秩序的看法,开始积极“参与”和“融入”既有的国际体系,从以前视之为斗争舞台转变到寻求合作、增进权益的重要平台。中國于1980年恢複了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合法席位,並于1981年開始向世界銀行借款。2001年中國正式成爲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標志著中國全面參與了經濟全球化進程。根據中國外交部的統計,中國在19491978年間共計加入33個國際公約,在1979年—2003年間則加入了240個國際公約,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對國際制度的參與度顯著加強。[20]

  中國通过对國際秩序的参与,逐步认识到自己能够成为现有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借助这些国际组织及国际机制,中國不仅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增进了自身国际影响,还通过外交舞台的扩大而显著改善了自身面临的外部环境。虽然对国际机制的参与可能影响到国家主权在某些方面的完整性,但各成员国在接受共同条约和义务约束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权利和机会,换来的是更为稳定的行为预期以及“合作、共赢”式的经济与安全收益。中國外交理念因此具有了日益明显的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色彩。其次,中國也认识到,虽然当前国际政治领域的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以及世界经济领域的不公平、不公正还普遍存在,但在既定的情势下,中國只有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改变世界,只有先在一定程度上遵从现有國際秩序,才更有条件逐步对其进行改良和完善。中國已无意以“另起炉灶”式的方式改变既有的國際秩序,而是在全面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中凝聚各方共识、共同致力于國際秩序的变革和发展。正如外交部王毅部长所言:“中國将继续做当代國際秩序和公认国际关系准则的维护者,同时更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体系的变革与完善。”[21]

  当前中國对國際秩序的“维护”和“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外交理念層面,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为了超越冷战思维,中國倡导并践行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新安全观;为了推动國際秩序更为公平公正的发展,中國提出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的新判断,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爲打破曆史上“國強必霸”的大國崛起傳統模式,中國向世界表達了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的莊嚴承諾;爲破解曆史上大國沖突的老路,中國更是善意提出了構建以“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爲內涵的“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

  在多邊外交層面,中國開始同其他國家一道努力搭建新的地區組織甚至是全球性國際組織及國際機制,注重在地區乃至全球層面發出中國人的聲音,表達中國及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秩序的理解和認識。一是區域合作組織:中國與俄羅斯、中亞國家共同創建了上海合作組織,积极推动中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在世紀之交与非洲国家一道搭建了中非合作论坛并显著加强了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二是全球性國際組織:中國一直致力于維護聯合國所確立的公認國際准則及聯合國在國際體系中的重要地位,積極參與G20合作並努力增強該組織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不斷提高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份額和發言權,還與印度、巴西、俄羅斯一道創建了金磚國家組織並成爲這個組織的最重要的推動者。中國以全新姿態積極推動南南合作及南北對話,是新時期中國國際責任的重要體現

     

   维护并增进发展中國家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是中國大國責任的重要目标

  中國履行國際責任,自然需要與西方主要大國進行合作與協調,共同參與全球治理進程。但中國的國際責任不是分擔西方大國的霸權成本,更不是去維護它們的私利,而主要是維護並增進發展中國家及全人類的共同利益。

  這是因爲,由于發展程度的不同及國家利益的差異,西方大國所關注的議題以及它們希望用國際機制去解決的問題就與發展中國家存在事實上的差異。比如,美國視反恐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爲其國家安全戰略的優先議題,並把它們作爲當前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議題。不過,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看來,因贫困和疾病而带来的死亡远比恐怖主义的危害更甚,常规武器、轻小武器的扩散所带来的危害也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害更为现实。事实上,美国虽然是当前國際秩序的主导者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但它代表不了全世界的利益和愿望。

  發展中國家是世界的大多數,也是世界和平與發展問題及日益增多的全球性問題最爲集中、最爲突出的地區。以國際和平與安全爲例,20022011年間全球共計發生73起國家沖突(即當事方至少有一方爲政府的武裝沖突且一年內的死亡人數在25人以上),非洲29起(占40%),亞洲27起(占37%),中東9起(占12%),歐洲4起(占5%),美洲4起(占5%),這些沖突的發生地大多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及部分轉型國家。同一時期內,全球共計發生223起非國家沖突(即當事方爲非政府的族群或宗教團體且一年內的死亡人數在25人以上),幾乎都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其中非洲就有165起。[22]再以世界範圍的減貧與經濟發展爲例,雖然部分發展中國家獲得了較爲快速的發展,但這並未因此改變南北雙方在物質財富、發展程度、科技水平和國際地位等方面存在的嚴重不平等,當今世界仍然是典型的非均衡發展的世界。盡管世界基尼系數難以准確計算因而難以用一個簡單的數據來概括南北雙方存在的發展差距和貧富分化,但聯合國《2011年人類發展報告》明確指出:“世界收入不平等十分嚴重”。[23]

  以發展中國家利益爲重進而增進全人類共同利益,還與中國的身份認同與利益有關。雖然中國經濟總量和國際地位得到顯著提高,但中國發展的不平衡性及發展任務的艱巨性決定了它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而且,中國對“發展中國家”概念也有自己獨特的理解和認知,認爲“發展中國家”自始便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概念,而具有更爲豐富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屬性。西方國家在使用這一概念時,通常是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指稱那些經濟發展水平尚未達到發達國家水平的欠發達或不發達國家。而在中國的外交思維中,當代“發展中國家”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過去“第三世界”的延續和發展,當代發展中世界的南南合作也與過去亞非萬隆會議、不結盟運動和七十七國集團的活動一脈相承。雖然亞非各國已相繼實現了政治獨立,美蘇兩大集圖對第三世界的爭奪也已不複存在,但這些曾經並肩作戰的亞非拉國家仍然面臨實現經濟發展和國家現代化的發展任務,在國際事務中也面臨相似的政治和外交需求。正是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現在是、將來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一如既往地推動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仍是中國外交的重要方面。[24]

  作为一个發展中大國,中國自然需要把发展中國家视为自身外交战略的重要依托,并在此基础上妥善运筹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國也自然需要以发展中國家为自身履行大國責任的主要对象和重点区域,由此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进程及人类福祉的增进。

  (一)以“正確義利觀”推動與發展中國家的互利共贏進而做好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者

  中國人自古有重義輕利、先義後利、取利有道的傳統。孔子曾言:“君子義以爲上”。(《論語·陽貨篇第十七》)孟子也講:“生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曾長期以高度的國際主義精神對亞非民族獨立國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在當前中國實現快速發展的同時,又強調與發展中國家的互利共贏。由于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産業發展能力上較中國爲弱,在與中國的經貿合作中難以取得在資金和技術上的優勢,因此中國對外經貿合作還需體現出對它們的某些特殊的照顧、幫助和讓利,做到“義利並舉”、“多予少取”、“先予後取”。[25]正如習近平主席強調的那樣:“堅持正確義利觀,有原則、講情誼、講道義,多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26]

  言必行,行必果。爲改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中國自2001年開始陸續給予與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部分輸華商品零關稅待遇,是最早給予最不發達國家零關稅待遇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從201371日起,中國正式決定對已與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95%的稅目産品實施零關稅待遇。爲提升發展中國家的産業發展能力並規範中國企業走出去,中國在非洲、東南亞、南亞、東歐和拉美等15個國家建立了19個經貿合作區。中國還不斷創新對外援助方式並顯著增加了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援助數額從21世紀初期的年均50億人民幣迅速增加到了當前年均300億人民幣。根據《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白皮書,中國在20102012年三年間共提供893.4億元人民幣的對外援助。[27]今後需要格外注意的是,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和援助要更加注重爲當地創造就業機會,更加注重技術培訓和經驗傳遞,積極回應當地社會和民衆的利益關切。中國在加大對外援助規模的同時,也要進一步完善援助的方式方法,一方面少建面子工程而多建民生工程,二是適時增加人道主義援助的規模和比重,讓援助真正惠及需要救助的普通民衆。在中國商品和企業已經大規模“走出去”的今天,對外援助就不能僅僅強調對自身的經濟價值,它本身更應體現出一種扶貧濟困的人道主義精神,體現出一種先富帶動後富以追求共同發展的和諧世界理念。

  (二)建設性參與世界和平與安全進而做好世界和平的堅定維護者

  進入21世紀以来,中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当前世界的冲突与战乱主要不是国家间冲突而是国内冲突和战乱,且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國家和地区,因此,中國建设性参与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就是中國对发展中國家乃至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仅以非洲为例,中國是聯合國在非洲維和行動的堅定支持者和參與者,非洲也成爲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的重點區域。據聯合國安理會網站的數據,當前中國在聯合國9個任務區執行維和行動,其中7項在非洲[28]中國也一直積極支持非盟集體安全能力建設,希望看到非盟在地區安全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從中國方面公開的資料來看,自非盟成立以來,中國先後向非盟在剛果(金)、布隆迪、蘇丹達爾富爾、索馬裏的維和部隊提供了後勤物資援助或現彙支持。由于當前非盟90%的和平與安全經費來自西方國家[29],因此在中國自身經濟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可以繼續增加對非盟自主維和行動和常備軍建設的資金和後勤支持,支持非盟于2013年提出的關于建立快速反應部隊的倡議,同時與非盟及其和平與安全理事會建立定期的安全合作機制。借鑒歐盟設立“非洲和平基金”的做法,未來的中非合作論壇可以考慮設立“非洲和平與安全基金”,當非洲國家面臨內戰或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的時候可以緊急籌措資金,同時常態化地支持非盟集體安全機制和非洲國家的安全能力建設。[30]

  中國建設性參與世界和平與安全,還需更加與時俱進地理解“不幹涉內政”的原則。在過去幾十年裏,中國始終以“不幹涉內政”原則爲基礎來發展同世界各國的關系,注重維護發展中國家的主權獨立,尊重它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權利,由此贏得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贊賞和肯定。中國堅持的“不幹涉內政”原則,並不意味著中國對世界的沖突與戰亂不聞不問、漠不關心。中國同樣關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同樣關心他國的人道主義危機,並同國際社會一道積極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以蘇丹達爾富爾危機的解決爲例,中國始終堅持在聯合國和非盟框架下通過政治途徑和維和行動來解決危機,同時利用自身影響力敦促蘇丹巴希爾政府務實地參與和談進程,從而有力推動了危機的逐步緩和。中國有必要向國際社會進一步說明:不幹涉內政,不等于中國無所作爲,不等于中國沒有國際責任。事實上,當前中國所言的“不幹涉內政”,只是表示中國一貫反對某些外部大國擅自幹涉他國內部事務,特別是借人道主義之名行顛覆他國政權之實的這種做法。從根本上講,中國反對的是國際社會仍然存在的單邊主義、強權政治和在國際政治領域的爲所欲爲。

  (三)推動與發展中國家的治國理政經驗交流進而做好世界發展理念的重要貢獻者。

  時至今日,中國從未宣稱自己的經驗已經成熟或完美無缺,也不希望發展中國家照抄照搬。中國政府也從未接受西方人提出的所謂“北京共識”,更無意用“北京共識”去挑戰“華盛頓共識”。但同時,中國也應有發展道路和發展理念上的自信。改革開放36年來,中國不僅成功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並讓6亿人口实现了脱贫,也在快速变迁的社会背景下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國的发展道路是发展中國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它为发展中國家实现经济发展提供了某些经验借鉴,为一些国家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考。中國治国理政与发展经验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经验。比如,有效实现农村发展和减贫,以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经济发展,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方面的积极探索,以及有效利用外部援助来推动国家发展的经验。二是制度建设和政府治理能力。当前一些发展中國家之所以出現政治動蕩甚至爆發軍事沖突,重要原因在于它們的執政能力不足、治理不善以及由此導致的國家持續衰敗中國积累了许多治理经验及相关思考,比如,对改革、发展与稳定相互关系的认识,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积极探索,执政党在凝聚社会共识、维护政治稳定、推动国家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等等,其中许多内容值得与其他国家分享。

  作为当前南南合作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國通过与其他发展中國家分享治国理政与发展经验可以從根本上培育它們的自主發展能力,提高它們治國理政與實現發展的本領。近年来许多中东非洲国家注重“向东看”,一些拉美国家开始“向西看”,东盟及多数东南亚国家也重视开展与中國的合作。它们不只是被中國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投资和援助所吸引,同时也为中國当前的发展成就及发展经验所吸引。2006年,时任南非总统姆贝基在参加完北京峰会后,亲自撰文《希望在天安门广场诞生》来表达对中國快速发展的赞许。[31]肯尼亞總統肯雅塔在2013年访问中國之前亲自撰文《當我們“向東看”時,我們看到什麽?》,聲稱亞洲崛起給印度洋地區所帶來了巨大機遇。[32]2013年,墨西哥总统培尼亚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期间表示,中國发展经验值得墨西哥政府借鉴和学习。近年来非洲、中东和东南亚国家的主要政党纷纷派员来华交流研修,其中南非非国大、埃塞埃格阵和纳米比亚人组党等已相继把中央委员派往中國交流研修,中國与发展中國家政党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领域的规模和层次显著提高。[33]对中國而言,通過開展与其他发展中國家的治国理政与发展经验交流,也有助于向世界正面闡釋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治理模式,培育与发展中國家的“共享价值”,从而提升自己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量力而行、权责平衡与互利共赢是中國履行大國責任的基本原则

  中國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既是中國对国际社会的慎重承诺,也是国际社会包括发展中國家的普遍期待。但是,如何界定自身的责任大小,怎样做才能既有益于自身的发展又能满足国际社会的期待?这就涉及到中國履行国际责任时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一)堅持量力而行的原則。笔者以为,以“负责任的發展中大國”作为当前中國的身份定位是比较恰当的。首先,中國是一个发展中國家。从人均经济份额、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以及其他社会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國在相当长时期里仍只能算作发展中國,更何况中國还有幅员辽阔且经济仍十分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按联合国标准还有超过1亿的贫困人口。正如外交部王毅部长所提醒的那样:“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发展不平衡仍然是中國的基本国情,發展中大國仍然是中國的基本定位。中國还并非富国强国,要让13亿中國老百姓真正过上幸福生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4]中國作为一个发展中國家,其紧迫的任务仍在于解决国内亟待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中國责任最为主要的方面。在笔者看来,思考和履行中國的国际责任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应该基于发展中國家这一基本国情而不能超前承担超过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國始终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积极推行节能减排的同时,也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再比如,在对外援助领域,中國无意与西方大国攀比对外援助的绝对数额,而是以自身实力为基础力所能及地提供对外援助。20102012年间中國对外援助额年均为300億元人民幣,而根據經合組織提供的數據,2012美國對外提供官方發展援助308.24億美元,英國爲138.92億美元,德國爲129.39億美元,法國爲120.28億美元,日本爲106.05億美元。[35]

  但同时,中國也需要自信地认为,中國是一个大国。无论是中國的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外汇储备,还是不断增长的对外贸易和投资,都表明中國并非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國家。而且,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的评价,并不完全取决于该国的人均经济水平,而更多地看其经济总量及其总体的国际影响力。这也是为何中國一再宣称自己是发展中國家而国际社会总以为中國应该承担更大责任的重要原因所在。因此,在自身国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为世界提供更大的公共产品,也是一个發展中大國所应尽的国际责任。而且,坦诚地承认自身的大国地位及国际责任,也有助于中國从更大层面上运筹外交大局并增进自身利益与话语权,也有助于培育国人的成熟的大国心态,从而更好地引导和改善国内舆论环境以支持中國奉行更加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

  (二)堅持權責平衡的原則。权责平衡的原则首先意在说明,中國承担了国际责任,也就应当享有相应的国际权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过参与和塑造國際秩序,显著增进了自身国际权益并极大改善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成为当前國際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这是中國和平发展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也是当前中國愿意承当更大责任的重要前提。不过,国内仍有不少学者担忧,美国等西方大国一直呼吁中國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其实质只是希望中國进一步分担其全球治理成本,不愿意也不会让中國分享甚至削弱其全球领导权。因此,中國在观念上务必清醒,中國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应当有助于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增进在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通过与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相互合作,应明确要求美国、欧洲放松对中國的技术限制和垄断,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及重大关切。

  权责平衡原则还表明,一个国家在享有國際秩序所带来的经济机遇及和平红利的同时,也应根据自身实力而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而不应只做国际社会的“搭便车者”。特别是对世界上的一些较大国家而言,它们就不仅仅只是关注自身利益,也应有心怀天下的大国精神,这是一个大国所必需的国际形象和声誉资产,是一个大国之所以赢得世界尊重的重要条件。所以,如何做到权与责的大致平衡,是中國在快速崛起进程中必须思考的重要外交课题。

  (三)堅持互利共贏的原則。互利共赢是当前中國外交的基本理念之一,也是中國履行国际责任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在笔者看来,中國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國家的发展援助和安全投入,是当前南南合作的重要形式,是新形势下发展中國家实现互助互利、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以對外援助爲例,中國的对外援助不是一种单方面的赠与或恩赐,中國与受援国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種簡單的援助與被援助的關系,而是一種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關系。通過對外援助幫助受援國緩解經濟困難,夯實經濟發展基礎,提升經濟發展能力;同時又有助于中國商品和企业走出去赢得发展中國家的政治支持,彰显中國的大國責任并提升国家的道义形象。比如,20世紀6070年代,中國对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及正义斗争给予了巨大帮助,也因此得到了这些国家的信任与支持,这是中國之所以能够在自身实力不济的情况下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斗争并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重要因素。这是中國外交的一大重要历史遗产,对当前中國处理与发展中國家关系以及运筹好自身外交大局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意义

     

  余论:未来中國大國責任的发展方向

  本文认为,“负责任的發展中大國”是当前中國比较恰当的身份定位,并从这一定位出发探讨了中國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及履行国际责任的基本原则。作者认为,虽然中國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无意于全盘否定现有國際秩序,其和平发展的郑重宣誓也表明它将注重协调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國将无原则地接受、认同现有國際秩序的所有理念、制度及规则,仅仅充当西方国家所期待的“维持现状的大国”。中國在维护公认国际准则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國際秩序的改革、促进国际正义的实现,从而为发展中國家的发展营造一个更为公平、公正的国际环境。基于“负责任的發展中大國”的身份属性,中國将继续把发展中國家视为自身履行大國責任的重点区域,通过不断创新对外经贸合作举措,建设性参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深化与发展中國家的治国理政与发展经验交流,进一步推动发展中國家的和平与发展进程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增进。中國的大國責任必将随着国力的增强而有进一步的提升,但中國在思考和履行国际责任时,也应坚持量力而行、权责平衡和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根据自身能力、国家利益及国际社会大多数人的需要来确定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中國外交需要注重维护并增进自身利益,同时也需要维护和增进发展中國家的权益和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体现出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的有机统一

  展望未来,中國大國責任的彰显还有赖于中國经济的继续发展,但也需要在同样重要的两个问题上取得更大的突破:一是如何在自身经济改革和政治转型不断推进的基础上适时提出引领世界发展趋势的理念、制度和模式。历史告诉我们,世界大国之所以受到世人的尊重,不仅仅只是它为世界提供了贸易机会、发展援助和物质产品,还在于它能够创造出让他人愿意学习和借鉴的新制度、新观念、新模式以及富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念。二是如何在参与和塑造现有國際秩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有关世界秩序未来发展的理想与愿景。这不仅仅只是政府的某些政策宣示,更需要中國学者能够以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不断推动学术创新,就人类历史发展及世界秩序变迁提出中國人的见解和主张,彰显中國人的世界理想和人文关怀。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应当是一个软实力大国。中國的世界贡献,也就应当包括软实力的贡献。这才是未来中國大國責任的真谛所在。

  

  

  

  


 

  

  

  

  [1] 宮力、王紅續 主编:《新时期中國外交战略》,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第138頁。

  

  

  [2] 新中國的国家身份并不是单一的,在中國做出“一边倒”的战略选择的同时,中國自始認爲自己同時屬于被壓迫民族和新興民族獨立國家的一員,誓言聯合亞非各被壓迫民族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19499月中國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了处理对外事务的政策和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第11条)”谢益显主编:《中國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頁。

  

  

  [3] 《中國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5頁。

  

  

  [4] Alastair I.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ume 27, Number 4, Spring 2003, pp. 5-56.; Nicholas Taylor, “China As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Power? Implications for Australia,” Security Challenge, Vol.3, No.1, 2007, pp.29-44.

  

  

  [5] 江忆恩:《中國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第4-10頁。

  

  

  [6]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21, 2005.

  

  

  [7] EUChinaCloser partnersgrowing responsibilities”, 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external_relations/relations_with_third_countries/asia/r14208_en.htm(上網時間:2014-07-05)

  

  

  [8]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cil Conclusions on EU-China Strategic Partnership,” 2771st External Relations Council Meeting, Brussels, 11& 12 December, 2006.

  

  

  [9] Jonathan Weston,Caitlin Campbell & Katherine Koleski, China’s Foreign Aid Assistance in Review: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pdated September 1, 2011, pp.1-14; Michael Klare & Daniel Volman, “America, China & the scramble for Africa’s Oil”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No.108, 2006, pp.297-309.

  

  

  [10] Justin S. Hempson-Jone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Enga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wards a Liberal Foreign Policy?”, Asian Survey, Vol.45, No.5, 2005, PP. 702-721.

  

  

  [11] Nathan VanderKlippe, “China Finally Getting Serious About Becoming a Good Global Citizen”, The Global and Mail, Apr.11, 2014,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world/china-finally-getting-serious-about-becoming-a-good-global-citizen/article17936753/?page=all(上網時間:2014-07-12)

  

  

  [12] 据统计,中國在1956-1977年間向非洲國家提供了超過24.7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國对外援助总额的58%。李安山:《论中國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转变》,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第11-20頁。

  

  

  [13] 谢益显主编:《中國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第596頁。

  

  

  [14] 周弘:《中國对外援助与改革開放三十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33-43頁。

  

  

  [15] 羅建波:《如何認識21世紀上半叶非洲在中國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2期,第66-73頁。

  

  

  [16] []傑弗裏·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導論》,張廣勇 等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150頁。

  

  

  [17] []約翰·羅爾斯著,何懷宏 等译:《正义论》,北京: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頁。

  

  

  [18] [] 戴維·米勒著,應奇譯,《社會正義原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頁。

  

  

  [19] []赫德利·布爾著,張小明譯:《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頁。

  

  

  [20] 中國外交部:《中國参加多边国际公约情况一览表(1975—2003)》,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tytj_611312/tyfg_611314/t4985.shtml(上網時間:2014-07-22)

  

  

  [21] 王毅:《探索中國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载《人民论坛》20138月上,第8-11頁。

  

  

  [22]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年鑒 2013:军备、裁军与国际安全》,中國军控与裁军协会译,实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6492頁。

  

  

  [23]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1年人類發展報告》,紐約,2011年,第73頁。

  

  

  [24] 罗建波:《亚非复兴视野下中國与发展中國家关系:历史变迁与世界意义》,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第6883頁。

  

  

  [25] 卢沙野:《中國和平发展的“溢出效应”——以非洲为例》,载《中國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7期,第90-93頁。

  

  

  [26]《爲我國發展爭取良好周邊環境 推動我國發展更多惠及周邊國家》,載《人民日報》20131026日,第1版。

  

  

  [2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國的对外援助(2014)》,載《人民日報》2014711日,第22版。

  

  

  [28] 包括非盟-聯合國達爾富爾混合行動聯合國駐蘇丹特派團聯合國科特瓦行動聯合國利比裏亞特派團聯合國剛果民主共和國特派團聯合國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團、聯合國馬裏多層面綜合穩定特派團。

  

  

  [29] Solomon Ayele Dersso, “Although Africa's peace and security regime is promising, Serious Challenges remain, http://www.issafrica.org/iss-today/although-africas-peace-and-security-regime-is-promising-serious-challenges-remain(2014-06-22); Anthoni van Nieuwkerk, “South Africa and the African Peace and Security Architecture”, NOREF Report, Norwegian Peacebuilding Resource Center, March 2014, P.7.

  

  

  [30] 劉鴻武教授曾谏言在中非合作論壇下設立“安全基金”,作爲應對非洲沖突及加強中非安全合作的平台。參見《中非合作把蛋糕做大》,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4/09/c_124557616.htm(2014-05-02)

  

  

  [31] Thabo Mbeki, “At the Heavenly Gate in Beijing Hope is Born! ” ANC Today, November 10, 2006.

  

  

  [32] Uhuru Kenyatta: “What we see when we look ‘East’”, Opinion Leaders, August 18, 2013.

  

  

  [33] 《習近平會見南非非國大全國執委研修班一行》,載《人民日報》20111012日,第1版;《王剛會見埃塞俄比亞客人》,載《人民日報》201171日,第4版;《李源潮會見納米比亞人組黨中央委員研修班成員》,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2/25/c_114796381.htm(2014-05-13)

  

  

  [34] 王毅:《探索中國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载《人民论坛》20138月上,第8-11頁。

  

  

  [35] OECD, “DAC Members' Net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 2012”, http://www.oecd.org/statistics/(2014-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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